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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公共政策的关心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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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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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农民工——关于“民工荒”的思考  

2010-02-25 12:27:16|  分类: 公共政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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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

我出生在湖南南部的一个农村,处于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如果我不是幸运地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我就和大部分小学、中学同学一样,是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建设的主力——农民工。

作为一个农民工,他们不知道什么“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严重失衡”,也不关心“中央一号文件”,可能偶尔听城里人说过“金融危机”。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看报纸和电视,农民工的除了基本生活费(必须很节省很会打算地花钱)之外的寄回家里的钱都是加班所得,有时间就是要睡觉,再有时间就到城里逛逛,也不枉到城市走一遭,回家好向亲朋好友吹牛啊。即便有时间看电视,也就看看“还珠格格”“小燕子”;有时间看报,也就看看“哪个地方出现了凶杀案”、“哪家又被盗了”、“哪里又出交通事故”了这种城市娱乐版块。

农民兄弟经常做的事情之一是,到月底计算一下我有多少钱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2005年初出现过“民工荒”,2004年底春节回家的一个亲戚计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铜板与在家里干农活的表兄比较了一下,觉得没有他合算,更重要的是他每天还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当时,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等。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一个月才五六百块钱,还是一天连续工作12小时,谁还愿意去啊?就是这点收入,拿到手也不容易,经常有讨薪的民工别砍手砍脚的。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发展农业、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2007年农村人口达7.275亿)作为首要工作重点。取消农业税、加大市场干预等源源不断的惠农政策令农村收入增加,在家里种田已经比清洁摩天大楼窗户赚得更多了,而且那种高空作业多危险啊。

 今年过完年之后,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报纸上说,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随着重庆、武汉、南昌等二线内陆城市的建筑热和快速经济增长。许多农民工更愿意去这些地方,因为那儿的薪水有时差不多向上海看齐,而且离家更近。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严重失衡。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可以分为来自劳动的收入和来自资本的收入两个部分。中国的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总量,按照经济学家萧灼基的估计,上世纪80年代初是15%,到今天已经下降至12%(2005年7月7日新华网),占比下降幅度达30%。另外,按仲大军的估计,我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至少在50%左右,工资收入大约只占国民收入分配部分的22%多一点,另外大约20%流入个人腰包的灰色收入,大部分落入权力者的手中。(2004年4月2日人民网)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劳动收入居然占不到资本收入的一半,这莫非是生而为中国人的无法扭转的宿命?那么,劳动与资本的收入比例,在国际又是怎样的呢?有学者统计,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由50%增至74.3%,资本要素收入所占比重由24.5%下降到16.6%;英国在1860~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由45.2%增加到68.8%,资本要素所占比重为36.5%降为21.9%。(王振中《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在这两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收入的大头却当然地分配给了劳动而不是资本,劳动收入高出资本收入达到数倍,而且劳动收入的占比仍在不断增大。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二是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现有的9.5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5.3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其中真正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人口红利”的贡献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

三是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当前的用工荒某种程度上是供求结构的不平衡,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工人,但新成长的求职者学历越来越高,首选已经不再是普通生产工。新生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不仅影响企业的招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逼迫珠三角产业升级换代。因为“刘易斯拐点”(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四是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已经迫不及待。由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东莞不少企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型,使得技术工人的需求猛增。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只顾上班时间让员工拼命付出,而对员工下班后的技术培训却很少问津。有远见的企业,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在技术人才储备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企业,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那种靠为留住老员工将工资拖到春节后发放惯例难以留住员工的心。所以,有人说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企业要在珠三角地区生存,必须具备抓住广东“再转型”的机会的“远见”。

农民兄弟真是中国的“大救星”:革命年代,我们勇敢的农民兄弟在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个新中国;建设时期,我们的农民兄弟用血汗甚至生命,建设了一个让城里人过上舒适生活的城市,用“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的农民兄弟用实际行动推助了中国经济“重生”、体制改革和产业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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