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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公共政策的关心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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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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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改革探索中国道路  

2009-09-22 21:49:11|  分类: 共和国60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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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2

 邹东涛  主编   欧阳日辉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

 

但凡谈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部分人都把目光锁定在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际上,新中国的前30年已经进行过4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一起,共同构成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历史。

1953年到1956年,我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时期,我国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改革蓝图,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逐步向国营和集体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第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迅速实现了从地方分散管理体制向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转变;第三,在国家与劳动者个人的关系上,从多种渠道就业,多种计酬形式,逐步向国家统一管理城镇劳动力和统一规定工资制度过渡;第四,在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上,从国家计划控制与指导下广泛存在的市场调节,逐步向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过渡。

这一系列变革,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过渡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两大矛盾:

一是中央条条管理为主,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一切权限掌握在国家手中,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应该肯定的是,当时建立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当时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逐步显露出来。

1956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说,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1]

同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改革的大会。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整、福利设施等方面,适当的自治权利。”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195711月,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然而,这次改革的主张,还没有付诸多少实践,就被1958年的“左”倾错误中断了。

1958年到1960年,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时期,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变革上急躁冒进,广大农村迅速实行“人民公社化”,城镇集体和个体性质的商店和手工业生产迅速转为国营;另一方面,又不讲分寸地扩大地方的权力,把一些本应由中央掌握的、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国家的计划、财力、物力,基本建设、劳动管理权力也层层下放。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不仅部门自成体系,而且地方自成体系,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必要的宏观控制。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

1961年到1965年,配合经济调整,我国又进行了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时期,一方面纠正在生产关系变更等方面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农村,稳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城镇,一部分合并或上升为国营的商业和手工业又退回到集体或个体。另一方面,又重新强调中央集中管理,收回了下放给地方的企业,强调“全国一盘棋”。同时,也开始注意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某些作用,注意利用市场调节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开放了集市贸易,也注意利用工资、奖金等经济手段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全国试办了13个工业托拉斯组织。这次改革,对于推动经济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0年,我国又开始进行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交织在一起的,鼓吹“穷过渡”,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城乡个体经济、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否定市场调节和价格规律的作用,排斥经济手段和物质利益原则,废除了奖金制度,大搞平均主义。而在工业企业管理等方面,又进一步扩大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再次进行企业下放。

如果对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的改革过程进行比较,显然,前30年的改革是初级的、狭窄的、不连续的。首先,四次改革都是不完整的,主要局限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体制”中“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其次,各次改革都是松散和零碎的,没有一个明确统一和一贯的指导思想,也不断地被“左”的指导思想和种种政治运动所打断;其三是没有明确提出对外开放问题。

而后30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其次,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把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石;第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第五,改革引申到了社会、法制、民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新中国后30年的改革开放是前30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一谈中国改革总是谈后30年。

任何历史问题的发生都有着它深刻和必然的历史根源。但历史总有它的承接性和连续性。如果从新中国60年整体的角度来看,后30年的改革是前30年改革的继续和发展,后30年改革开放的正确指导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前30年的经验教训形成的。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全过程来看,前期的教训更多些,后期的成功更多些,这是必然的。就像一个人,小时候摔的跤多,而长大了走路稳健,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过程,总不能因此而自我否定摔跤多的童年。

从改革的全过程来看,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整个60年各次改革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在前30年所称赞的“猫论”,陈云在前30年所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过前30年一系列挫折,显得更加正确和重要,因而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要看到,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于经历了前30年的种种挫折和教训,对中国经济和各方面的体制才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也积累了更加强有力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能力来发动和领导后30年的改革开放,理顺和扶正中国道路。



[1]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这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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