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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公共政策的关心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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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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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的帝道、王道与霸道  

2009-06-01 00:29:16|  分类: 历史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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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    

王道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重要范畴。儒家中的孟子一派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原则。孟子主张尊王贱霸,以王道批判和否定了霸道。汉以后,这两种政治原则的界线被突破,统治者走的是霸王道杂之的路子。北宋的司马光声称:王霸无异道,王道也好,霸道也好,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自黑甘苦之相反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一、帝道、王道与霸道

王道,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也,为新王立法也。

战国之前,天子称,诸侯称,仅有死后被当作神来崇拜的少昊、颛顼、喾、尧、舜才被称作。换句话说,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的治国方式,就是帝道,亦称黄老学说,核心则是师法造化,无为而治。

儒家要求君王对百姓实施仁政,让百姓近悦远来,这就叫作王道孟子(372~289)往往强调王道,主张以德服人,而法家强调霸道,以力制人。孔孟之道讲究仁爱,宣传王道,但当时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们都想有所作为,成一方霸主,所以崇尚霸道,对王道都不感兴趣。孟子见梁惠王,碰了一鼻子灰。王道都堆在货架上,卖不出去。但王道毕竟是行之有效的治世哲学,所以统治者一旦定鼎天下,莫不把王道供奉起来,以求长治久安。

最后一个梦想以德服人的不合时宜者,或许就是宋襄公(前650~637)吧。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目夷曰:彼众我寡,趁其正渡之时击之。宋襄公不听。楚人渡河毕,尚未列队,目夷又曰:可击。宋襄公曰:待其已陈。楚师列队完毕,宋襄公这才发令进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戹,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子鱼责备得是。人当笑宋襄公之迂腐冥顽,也当敬其宁吃败仗,而大节未敢夺。及宋襄公薨,一个时代随之永恒逝去。

促使王道和霸道由对立走向统一的关键人物是荀子公元前313~238。荀子的王霸之辨将两种不同的统一策略和治国原则结合起来,主张两者兼有之,主张德与力相结合,王与霸相混合,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荀子称国家为天下之大器,治国为天下之重任。他认为,将国家安置在什么原则基础上,交给什么人手里是非常关键的,放错了地方、选错了人,就危险了: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王霸》)他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治国原则:一是礼义;二是忠信;三是权谋。他又称作王道、霸道、亡国之道。

作为统一天下的策略,王道是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王制》)使天下之人亲近尊贵我,使敌人畏惧我,达到不战而臣服天下的目的。霸道是开辟农田、充实库府,选择和招募战斗之士,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以刑赏加强对内的治理,对外则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王制》)同诸侯国修睦讲和,以友相待,在天下无王的情况下就可以常胜。所以王霸的分别是,王者臣诸侯,霸者友诸侯。

王道和霸道有优劣等差,但没有鸿沟相隔,两者密切相关,各有其价值,故荀子说: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强国)又说: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同上)推行什么样的治国之道就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霸)

荀子的弟子中有两个产生了变异,在非(280~233)和李斯(?~前208)。此二人在秦国深得赏识,在秦国的统一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先师承荀子的学术,后来继承商鞅的衣钵,视武力为万能,即将秦国推向极端,也将秦国推向了深渊。

二、霸道盛行——荀子的冷遇与商鞅的得势

战国时期,雄才大略的秦孝公广纳天下贤才,欲振兴秦国。

荀子在历史上治学胜于治政,虽然满腹经纶,但有生之年并没有在政界有过突出声誉。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朝廷是重法家而轻儒家,扩张领土成为第一国策,儒家对此嗤之以鼻,周游列国也不到秦国。而荀子却破例访问秦国,身体力行的在基层观察秦国的社会结构,并会见了秦国君主和丞相范睢,他认为秦国法令严明,政府工作效率高,秦国故此而强盛。但荀子也看到秦国的缺点,就是重武功而轻德教,难以久安。荀子的这些看法恰恰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荀子一生周游列国,到过齐、楚、秦,后被楚国的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退职后终老于兰陵。

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为什么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

商鞅(前390~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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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卫国的贵族子弟,很有才识。可惜当时的卫国不仅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商鞅也得不到卫君的重用,于是年轻的卫鞅就来到强大的魏国,投靠在宰相公孙痤门下。公孙痤发现他的才识后,在自己病重时,即向魏惠王说:这卫鞅太有才识了,我死后,可让他继任来辅助您;如果您不重用他,那就赶快杀了他,以免他为别国所用,成为我们的外患。魏惠王没有重用这个外国年轻人,也没有听公孙痤的话杀掉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西行入秦,在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下,商鞅与秦孝公商谈国事。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商鞅说了很久,孝公却不时打瞌睡。等商鞅走后,孝公怒骂景监给他介绍了个疯子,说的全是狂言乱语。过了五天,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这次谈话比较投机些,但还是不能合孝公的心意。于是,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因此对商鞅颇有怨言,商鞅请求景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成,他就回家去种田了。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甚至在谈话当中,孝公不由自主地靠近商鞅,与之促膝而谈。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能使孝公如此满意。商鞅说,我这次谈的是霸道,孝公因此大悦。而孝公最后告诉商鞅说,行帝王之道,需要等的太久,他没有这个耐心。况且人人都想在自己在位时就名扬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呢?行霸道能及时看到国家富强,这才合他的意思。

于是,秦王开始任用商鞅推行“霸道”。秦国商鞅实施变法,核心便是。变法之后,秦人财富地位与血统关系不大,而主要与战功挂钩。于是,敌军首级,成了金钱地位的等价物。从此,秦人特别嗜血好战。因为,战场杀敌等于发家致富,虎狼之师由此养成。可见,所谓霸道,就是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军国主义。

当时,商鞅曾对景监说过,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事实也是如此。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以德治国,为公天下,是则天下共举,可成五帝之业;以仁治国,泽及百姓,万国景仰,可成三王之业;秦孝公变法,以武力治国,秦统天下,厉行霸道,秦朝五十年而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是霸道;而基业坐稳之后,就开始倡导王道,康乾盛世来了。

三、秦国“霸道”与“贵诈力而贱仁义”的民风

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学说纷起,各为鼓吹。天下之乱,始于人心之乱。礼义廉耻,日渐沦丧,利欲功名,甚嚣尘上。为国君者,帝道不可期,王道不能待,惟亟亟于目前,尔虞我诈,争致霸道。

到战国末年,天下尤趋谋诈也。在那个时代,只有投机钻营之辈,最能打动君王的心。于是有苏秦、张仪,于是有吴起、李斯。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史记》为商鞅立传,不讳言他的政绩,却对他的为人为政颇有微辞,批评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寻味。程念祺批评商鞅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败坏了秦地的风气(程念祺:《商鞅的为人为政与战国风气》,载《南方周末》2009527日)。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民风“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当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谓秦人有“虎狼之心”。

较商鞅稍早的吴起,年青时为谋求做官而周游列国,败光千金家产,因遭邻里耻笑,一怒之下竟杀了三十余人。吴起后来到鲁国,为获得鲁君的信任,好做鲁国的将军,去与齐国打仗,竟杀了自己的齐国妻子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吴起也早就做过了。吴起在鲁国,曾参说他“残忍薄行”。在魏国,李克说他“贪残好色”。他为楚国主持变法,太史公说他“刻暴少恩”。

列国之间或纵或横,无非为利益所驱使,背信弃义在所不惜。张仪入楚,为拆散齐楚联盟,许楚怀王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怀王遂决计背盟。等到齐楚反目,秦国反而与齐国结盟,张仪竟对跟他一起回秦国的楚国将军说,我只答应过给楚国某地到某地的六里地。难以想象,人之无耻,竟一至于此。然而,楚怀王对齐国的背信弃义,也是同样的无耻。

又比如苏秦,游说数年,一无所获,穷困潦倒地回到家中,“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说他不去逐工商之利,却想凭着游说君王获得富贵,真活该受穷。及苏秦游说得逞,身为六国纵长,佩六国相印路过家乡时,家中“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得意地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这个女人居然“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人之势利而无廉耻,以及小人得志后的丑态,于此叔嫂二人身上,真可谓毕现无遗。李斯曾经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样的自白,反映的是战国策士荣与耻的普遍变态,是毫无操守可言的一群。

再如李斯,因为秦王嬴政欣赏韩非,他就为赢政设计,在韩非出使秦国时,把韩非留在秦国。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又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韩非,非常妒忌韩非的才能,担心有一日,韩非的地位会超过自己。所以,当他一旦发现秦王并不信任韩非时,就向秦王进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牢,又抢在秦王悔悟之前,将韩非毒死狱中。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可以完全不择手段。李斯就是这样一个奸险小人。对于秦最终统一中国,毫无疑问,李斯可谓贡献巨大;但他决不是秦朝的忠臣。他后来不惜与赵高勾结,矫诏以胡亥为帝,杀害扶苏和蒙恬,就是明证。秦朝的短命,虽有许多制度上的原因可寻,李斯也罪责难逃。然而,时代的风气如此;李斯也只不过是此风气中之人物。

策士们为了功名,竟残忍和无耻到如许程度!

更有甚者,连孩童也大受不择手段、急功近利风气的影响。甘罗一计成名的时候,只有十二岁。甘罗者,秦故相甘茂之孙也,名门之后,高干子弟。六十三年前,甘茂遭同僚向寿、公孙奭排挤怨谗,只身亡秦而去,后在魏国郁郁而终。甘茂既死,吕不韦养甘罗为庶子,极亲爱之。甘罗少立大志,要恢复祖父荣耀,重振甘氏一门。当机会来临之时,甘罗一计成名,声闻诸侯,誉为不世出之奇才。甘罗以秦使臣的身份入赵访问。吕不韦交给甘罗的外交任务很明确,向赵王打个招呼,保障张唐平安经过赵国即可。然而,使臣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甘罗立功心切,一到赵国便自作主张,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

史书记载,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通好,合计伐赵,赵危矣。秦之亲燕,无他故,欲相与攻赵,而广河间之地也;王不如割五城与臣,以广秦之河间。秦所望即遂,则归燕太子丹,止张唐之行,绝燕之好,而与赵为欢。王以强赵攻弱燕,而秦作壁上观,不发兵救燕。攻燕所得,岂止五城而已哉?秦国空手套白狼,坐收其利,不费一兵一卒,净赚河间五城,又得上谷十一城,甘罗之功也,其越权逾份之罪,自然不再追究。秦王于是封甘罗为上卿。

司马迁评价甘罗道:亦为战国之策士,然非笃行之君子。可谓深中其害。儿童尚且如此,况大人乎。观乎甘罗,已知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也。一名十二岁的儿童,本该是以尿床为己任的花样年华,却出落得不择手段,急功近利。曾几何时,礼乐早已荡然无存,笑贫不笑娼变成心理常态,捉鼠方为猫成为人生圭臬,君子小人不足为辩,权势金钱九鼎一言。

四、改革中的王道和霸道

王道与霸道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

从哲学上说,王道是正道,当然正道须以实力为基础。王道中也包含霸道,但王道顺势而行。霸道则不同,是贪得无厌,是穷兵黩武。霸道是逆势而行,逆潮流而动,所以霸道或能残民得逞于一时,但难得善终。在的层次上,王道是经,但有经也有权,要守经而不囿于经,是为通权达变。虽然,权变机诈之术,也在王道之中,但毕竟不是王道的根本。从的层次上,王道是围三缺一,与人余地;霸道则是赶尽杀绝,不给人留余地。而不给别人留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余地,所以行霸道者大多没有好下场。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是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谈孟子时,涉及到商鞅,用了一句相当概括的话。可以说秦由一小国走向霸业而最终剪灭六国,由用商鞅始。改革创新,为之大道。商鞅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的改革方法和所作所为值得深思。

在霸道思想的影响下,商鞅改革方法过于霸道宗室贵威,多怨望者借用秦孝公授予的绝对权力采取中间强行突破的方式,用斧头劈开一堵堵障碍墙,触动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在这过程中,为了树立威信,做事绝决,连秦国太子的两位师傅,因为偶然的小错,也要割鼻刺字的,一点面子也不给,不给别人同时也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霸道思想的影响下,商鞅蔑视儒家的仁义道德,平素行事,刻薄寡恩,玩权弄术,对手下之人,视之如鹰犬走卒,呼之驱之利用之还内心轻之贱之,得势之时尚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得很也自信得很。但一朝失势,没了黄金和权力,自然没有死士替其卖命,更别说义士舍生取义共赴黄泉了,被卖也是活该。

在霸道思想的影响下,封秦相后的商鞅有些飘飘然,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四处招摇,一度有不备齐应有的排场不出行的情况出现。由此引发了隐者赵良对其的晓之厉害。然而,处于权力顶峰的商鞅非但不认可赵良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羖大夫并论,并得出己成就已经超越了彼五羖大夫。赵良不堪商鞅的自我吹嘘,以实例说明,商鞅之贡献比之五羖大夫来实不值得一提。且进一步指出商鞅变法急功近利,与百姓无恩,与卿相无德,如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由此认定商鞅只有及时抽身秦国,才能保得后世太平,但商鞅终不信赵良之言。

在霸道思想的影响下,商鞅大施愚民政策。在《商君书?画策》中,商鞅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制民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之道则是使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这里所说的就是指人民有知识、用智巧。老百姓好学问,就会老问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打仗,为什么税收如此之多之类,不利于统治阶级对思想的控制,民愚则易治也

在霸道思想的影响下,商鞅的严刑峻法,往往具有鼓励人们胆大妄为的作用。如秦国的军队敢于将掳获的老弱妇女砍了头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励。又如什伍连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一条,也分明是在助长诬告之风。按商鞅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什么是“将过”?就是犯罪行为尚未实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尚未实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对他用刑。同理,“赏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式推断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赏赐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长诬告之风呢?而对不告奸者的“腰斩”重刑,也足以迫使胆小之人,因无端怀疑而斗胆诬告他人!一国的律令,即便仅止于以助长军人冒功、邻里诬告为能事,也难免使无耻而胆大妄为之徒充斥天下!

及孝公败,果如赵良言,太子登位后,商鞅立马就被受过他刑罚的太子傅太子师报复。秦惠王以谋逆罪捉拿之,商鞅出奔,夜欲就民舍,被民舍以不验证正身不能留宿为由拒绝(被自己定下的制度所制,可悲可叹。作茧自缚用在商鞅身上实不过分),后又逃之魏地,因痛恨其昔年诈败公子昂而不肯入之,最终走返秦地被捉后遭车裂。

商鞅逃亡时,赶到函谷关时,夜幕已经降临,城门按时关闭。当时追兵紧追不舍,但只要熬过一个晚上,次日清早在追兵带来追杀令前出关,商君就龙潜大海虎归山了,以他的才华与声望,久受暴秦之苦的六国肯定视之如法宝,即使无人敢得罪秦国而收留他,归隐山林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子。夜幕降临时,他到一家小店投宿时,店老板要他出示身份证件,并说这是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让没有证件的客人投宿,店主人要受连坐之罪。

不得已,商鞅逃到自己的封地,组织家仆进行抵抗,可微弱的抵抗运动很快被追兵粉碎,人们甚至怀疑这场历史记载的小规模抵抗是否存在,虽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和佐证,但可以推断很可能是被他的仆人们五花大绑缚去领赏的。因为商鞅的行为已经是构成叛国罪,追随者不仅要冒送命的危险,还会株连家人,如此大风险的博弈,且成功的概率基本为零。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也莫怪。按照秦律,擒住商鞅,不仅可能保命,还可能换取荣华富贵。在商鞅改革后“贵诈力而贱仁义”的民风之中,无知且无畏、拒绝思考却服从命令、善于攻击却没有信仰的胆大妄为的士兵和秦人,做出如此“大义灭亲”的举动,自然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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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鞅被判处车裂之刑押到刑场时,围观群众眼神中的冷漠甚至兴奋。人们根本不知道宫廷之中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去知道商鞅之死是否公正。他们只知道,秦国原本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商大人要被五马分尸了,他们兴奋地围在道路两旁,想看看这位平常出巡时前呼后拥的权势者的神秘面目。

我们无从揣摩商鞅这位悲剧英雄面对着拥挤的人群时做何感想。这就是崇尚霸道之说帝王之术的商鞅没有预料到的,自己在秦国变法所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人情冷漠。如果说社会发展有宿命的话,那就是撒下是什么种子,结出来的必然是什么样的果子。

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取“霸道”,失败也在于行“霸道”,最后以其肉身殉于“霸道”。老子(571~470年左右)在《道德经》中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就是说,行霸道的没有好下场,即便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有过巨大贡献的大人物也难逃这个历史规律。

以史为鉴,“霸道”之于经济学术语相当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王道”之于经济学术语相当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30年之后,我们的改革当弃“霸道”行“王道”,逐步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更多地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尊重老百姓的意见,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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