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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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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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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路径: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下)  

2008-09-19 09:17:01|  分类: 改革开放30周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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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路径: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下)



 



欧阳日辉  宋媛


 

三、中国改革定位:渐进式

中国1978年至今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虽经历了种种曲折,但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分析其原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采取理论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社会的剧烈震荡,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关于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

对中俄两国分别采取的转型模式——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比较一直都是学术文献、媒体和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理论界在对中俄两国转型过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基本达成以下几个方面共识:

1.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

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认为,需要改革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更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否定。指导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来说,我们始终肯定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制度,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使它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指导改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因为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改革的性质和方向不同,结果才有了根本的不同。[1]

2.改革的目标和性质不同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从1992年初起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全面开展大规模私有化,目标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在彻底推倒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宪法制度。

3.经济和政治基础的重要差异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发展模式问题,而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农民的温饱问题,其次才能考虑到工业化问题。从改革的难度来看,俄罗斯的改革首先从最困难的地方入手,而中国的改革则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的突破口。从转型的政治基础来看,两国的改革获得的支持不同。俄罗斯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公众支持,极力推动改革进展的先锋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政府官员和希望从特别仲裁中寻求收益的新企业家们。而中国最初的改革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 从政治支持来看,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强于俄罗斯。[2]

4.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和绩效不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式被认为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和局部的。这种渐进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的原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中国的改革道路似乎难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结论中找到什么可以加以支持的论据,但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的增长又使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这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为中国之谜。许多学者都称赞中国渐进而谨慎的改革方式是其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而将俄罗斯经济被毁归咎于苏联解体后第一届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引起的灾难 对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激进的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等。俄罗斯按照西方现成的标准药方努力的结果,不仅没有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奇迹,反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俄罗斯激进式改革失败为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经验支持

激进式改革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国家来说,渐进式改革很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转型方式。

转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改革过程,因此要始终注意和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社会整体受益原则,使改革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新的发展,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另一个是社会整体承受原则,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在社会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使俄罗斯出现一批利益集团,受益的只是极少数富有者,休克疗法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带来极大震动,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而中国渐进式转型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两个原则,注意到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限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转型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阶段,经济过渡与政治过渡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和不协调的情况,突出的问题是多党政治条件不成熟,多党体制并没有最后形成,缺乏一个政治中心,在这样的条件下,难以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实际生活中能贯彻执行的经济纲领,加上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俄罗斯的经济运行在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而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注意以稳定为大局,始终保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保证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国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俄两国的经验教训证明稳定有序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经济转型的必要前提。

选择何种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如同选择何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取决于转型成本与转型效益的比较,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那种人为设计的、机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

(二)关于改革具体操作方式的多样化的认同

1.体制外改革

所谓体制外改革是在经济制度之外,发展新的市场主导部门,使其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动力之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这种体制外改革主要表现为:产权制度的体制改革,即允许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定价制度的体制外改革,即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市场组织的体制外改革,即允许计划分配体制之外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

体制外改革的好处在于能够趋易避难,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所以也就不会遭到反对,是帕累托改进卡尔多改进[3];避免了旧的计划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在改革过程中日益活跃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起到了吸收经济震荡的减震器作用,是支持经济繁荣的稳定力量。

2.增量改革

与体制外改革不同,增量改革是在体制内,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系统内的一种改革方式。它不从资产存量的再配置上入手,而是着眼于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这样就会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逐步缩小。具体做法是:允许国有企业或农民对完成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增量部分,自主决定价格、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用计划经济中的企业与工人隐含的合约条件对待老工人,而用自由缔约的方式来聘用新工人等。

增量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它在尊重原有计划制度及其界定的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现了市场机制在计划体制内的生长和壮大。它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降低矫正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成本。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之一就是产业结构失衡,即重工业比重过高,农业、轻工业发展受抑制。在实行增量改革以后,国有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后,可按市场信号配置资源增量,而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通常就会将新增的资源配置到受抑制的本部门或相关部门,如农民将农业中的新增资源用来发展农业、牧业、副业和渔业以及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矫正了偏斜的产业结构,因为它们大多要按照市场价格购买资源,其产品结构比国有企业更接近于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因而从增量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工业畸重的产业格局。新增的资源越是向受压抑部门倾斜,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改革就能及时获益并只需支付较低的改革成本,这样改革就能较易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从而使政策具有持续性。

增量改革的好处之二是,可以平衡好稳定与速度的关系。因为在实行增量改革的过程中,整个经济形成的增量部门由于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而具有较高的效率,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蛋糕越做越大。而传统的存量部门,计划机制和行政命令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现实的改革进程中,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率为代价来避免大量事业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剧烈震荡,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推进。

但是,增量改革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因为这种改革方式是在新旧体制的冲突和交替中发挥作用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改革推进方式,并没有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且增量改革是以价格双轨制为前提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主体更倾向于通过寻租获取利益,而不是完全依靠市场竞争力,这无疑会阻碍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

3.试验推广

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数都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每项改革措施都是从较小范围内的试验开始,在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果并积累有关经验,群众有了心理准备以后,才加以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扩大其实行范围,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经济特区的创建等。

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优点是能尽可能地降低并分散改革风险。要保证改革成功就应尽可能避免大的失误和过高的成本,是人们能从改革中及时获得净收益,但现实生活中的信息的不完全,必然会使改革措施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以局部的、试验性的方式进行改革可以避免大的全局性的失误,并把试错的成本分散化。特定范围内的改革成功会很快消除人们对市场化改革功效的怀疑态度,减少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见,为开展更大范围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行政手段可以将已改革的与为改革的部分人为地隔开,但是在经济上又不可能将它们完全隔开,所以获得改革特许权的局部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会把资源从其他地区或产业中吸走,从而引起地区间、产业间的经济摩擦。而且改革进程在部门和地区间的不一致也会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不同地区和产业区别对待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刺激各地区或部门向中央政府争取不同于一般规则的特殊政策,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规则的,也不利于市场之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的改革强调从实际出发,大胆实验,大胆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并注意发挥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显著的自发改革的特点。[4]

(三)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意义归纳与总结

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

1.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降低改革成本

激进式改革必然会强烈地损害到某些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招致激烈的**,而且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激进式的整体推进的改革方式必然会面临巨大障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增大改革的成本。而渐进式改革将一步到位的改革成本化整为零,将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本分摊到多个阶段中,减少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而且政府可把握和调控改革的出台时机,步骤,从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小而受益大,容易取得成效,使大部分社会集团可以很快从改革中获取收益,使得改革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绕开阻力较大的局部,从改革阻力较小的局部入手,还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使原来阻力较大的局部因其他局部改革而变为阻力较小的局部,进而推动了整体改革的进展。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入手,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农业产值,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改革。

2.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

虽然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所谓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强度也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确定的,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但是,通过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渐进式改革有着捏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

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改革首先着眼于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包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结果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有企业拥有了对新增资源的配置权。由于这种新增的资源通常配置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所以带来的增长和收益是巨大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的介入和国有企业对新增资源的使用又推动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形成了资源配置和价格的双轨制。在这种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中,不仅微观经营单位是既得利益者,整个社会皆由此获益。因此,当先行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与宏观政策环境发生矛盾,产生制度安排上的不适应时,虽然政府常常倾向于选择行政性收权的传统方式,以解决前者与传统战略下的宏观政策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但结果是既得不到微观经营单位的支持,还造成自身财政收入的拮据最终只能采取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使其与变化了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适应。渐进式改革正是在这种机制中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逻辑上具有不可逆性。

3.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成为现实

对于所有进行改革的国家,价格扭曲都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在波兰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物价改革价格通常采取快速到位的方案。这种改革方式造成了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引起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动荡。虽然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等,但中国的具体国情(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国企效率低下、强就业刚性等)决定了中国物价改革不能采取快速到位的改革方式,只能循序渐进地稳步前进,否则就有落沟的危险。

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在计划内调整,在计划外生长的双轨制或混合制过渡方式。首先,微观经营环节的改革使企业获得了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决定新增资源配置的权利,形成了双轨并存的资源配置制度和价格体系。同类产品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存,市场价格合法化,就必然要求对计划价格进行调整并提供了参考的标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计划外的非国有经济做出的,所以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和总量不断扩大,计划价格调节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不断降低。通过逐步调整,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别大大缩小,由此带来的利益差别不再那么重要,这时鸿沟已经近于填平,可以毫无风险地分两步跨越过去。这时一种风险小、成本低的改革方式。

张军等人通过对于双轨制下企业行为、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进行的深入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了控制市场和操纵定价权力的机会,导致产量的下降和价格的提高,造成了生产下降和技能攻击的衰退。以此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得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来扑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本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反应更迅速。[5]

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的客观选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采取了这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带路。虽然它不是尽善尽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只要我们继续沿着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逾越各种障碍。

四、转型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上述共性,更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第一,中国经济转型是社会主义大国的转型,而不是一般发展中小国的转型;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是多重目标的转型,而不是单一目标的转型;第三,中国经济转型是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这一大背景下的转型,而不是各国经济相对封闭条件下的转型。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转型,又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转型,尚无先例。国外既没有现成模式供我们套用,也没有哪个西方学派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制度的创新,还是理论的创新,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须注意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有用的理论。为此,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特色或研究中国转型经济学,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研究,只能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出发。

经济学人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我国的转型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创立进行探索。严格地说,凡是置身于推进、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转型经济学的创立,因为他们虽仅只研究专一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但都属于整个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部分或为之提供进行理论升华的基础性素材。[6]

创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我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董辅礽、刘诗白、谷书堂等,早已发出了呼吁。我国学者在3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转型经济或过渡经济的文献。其中有对一般过渡经济理论(如厉以宁、盛洪、樊纲、张宇、景维民等)或我国转型经济进程和经验(林毅夫、黄少安、杨瑞龙、陈宗胜等)的探索。也有一些关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经验的研究(陆南泉、许新、张仁德等)。另外,还有将外国的转型经验同我国的转型实践对照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为新兴的学科——中国转型经济学或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学者们的理论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中国的转型或转型是一种双重转轨或转型,即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轨或双重过渡,也就是不仅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用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置换,而且还要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第二,分析了中国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见解为:转型经济学是比较经济体制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中国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是一种过渡经济,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过渡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制度发展经济学。

第三,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这种理论框架,有的表述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体制转换模式的战略选择,模式转换的具体途径与速度转型方案的比较,各国转型方案与其具体国情的关系,转型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经济稳定的关系等;也有的表述为:研究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和体制运行的一般规律,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制改革构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主题和主线;还有的概括为:过渡经济论目标、道路与制度。

第四,总结了中国经济转型目标的特色,具体在以下五个方面:(1)体制转型:两个方向并行推进。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两个并进的方向是:其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推进;其二,由停滞封闭向全面开放推进。(2)产业转型:工业化是中国不可逾越的阶段。(3)发展转型:两个发展方式转变兼顾。这是指中国经济转型中,要注意兼顾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方面的转变。(4)战略转型:是跳跃式而非追赶式发展战略,是综合型而非单一型开放战略。战略转型具体包括发展和开放两个方面转向:发展战略从循常规的追赶战略向超常规的跳跃发展战略转向;开放战略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向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总体发展战略转变。(5)文化转型:逆现代化文化传统向顺现代化文化观念转变。

第五,转型阶梯。以经济体制开放式转型为中心的发展中大国全方位转型,必将经过一系列阶梯或中间途径。只有经过转型阶梯,包括农村阶梯、特区阶梯、先富阶梯、价格阶梯、渐进阶梯等,才能达到转型最终目标。

第六,转型攻关。中国经济转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转型,难关很多,在要面对并要处理好:中央调控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经济改革龙头与经济发展龙头的矛盾;产权改革与机制转换的矛盾等。

第七,转型模式。中国经济转型模式,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为基本方向,由转型运行规则(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制度的有机结合)、转型运行方法(稳中求进与改中求进相结合的渐进方式)和转型运行效率(实现经济上台阶、波浪式的跳跃发展)三个部分所组成的一种模式。[7]



[1] 吴树青:《两种改革  两种结果》,《求是》,20054)。

[2] 张敏:《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比较》,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

[3] “帕累托改进”是指改革本身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卡尔多改进”则是指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益总量,以致受益者可对可能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受损害程度降低甚至为零。

[4] 张宇著:《市场社会主义反思》,34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28428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69169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7] 陈文科:《中国转轨经济学论纲》,载《改革》,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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