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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公共政策的关心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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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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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大争论  

2008-07-31 13:08:30|  分类: 政府与市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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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大争论

 

欧阳日辉  宋媛

 

2008年7月31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抉择面前,中国义无反顾地踏上荆棘满地的改革开放之途。这不是哪一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多次反复酝酿,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智慧结晶,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勇气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悲壮。

改革开放不久,1980年到1984年,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的争论中,基本点在于对原有计划管理体制要不要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是两种态度:一是主张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加强计划经济而不是消弱以致放弃计划经济,[1]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二是主张按市场经济原则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但人们又在回避市场经济的提法。

1979年的讨论中,已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但这个商品经济是在有计划前提下的商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经济。强调结合论,实行渐进式改革,这样可以减少阻力。但是,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的表述并不确切。所以,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来看,在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的问题上,人们看法很不一致。

在讨论中,多数人都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看成是计划经济。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却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范畴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用或混用,是不妥当的。把计划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言了[3]。所以,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广泛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商品经济是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只有坚持商品经济的原则,才能克服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4]不发展商品经济,不利用市场的作用,就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因而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实行计划管理模式,把原来存在的一些市场经济的联系割断了。我们把资本主义世界在二三百年中间发展起来的适合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结构一脚踢开,另外建立一套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5]

经济界和学术界先进人士对市场的认识,最鲜明地体现在1980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桥,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文件说明时指出: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现在我们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种认识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是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正像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文件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扬。[6]

不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在当时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特别是在1980年晚些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冒进的后遗症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对此,有些人提出:近两三年之所以出现盲目生产、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土挤洋现象,以及滥发奖金、哄抬物价、经济主义等现象,是同理论上社会主义经济仍然看成商品经济直接有关。[7]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上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针对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控和失衡现象,有人认为主要是削弱和摆脱了计划经济,任其发展下去会造成经济紊乱,偏离社会主义方向。[8]更多的人认为是改革不到位,改革的步骤与调整、整顿的要求不够适应,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配合不紧密。

1979年无锡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并认为,既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关系,就要有市场,就要有竞争,价值规律必然起调节作用。只是这种商品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这种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这种竞争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竞争,因而价值规律调节也就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方式和特点,使它能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相统一;当然也会有矛盾,但那是次要的。[9]

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关系问题继续讨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倾向:一是主张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结合的观点,已转向二者结合形式的讨论。如板块结合论,渗透结合论,胶体结合论,宏观微观结合论等。[10]这一主张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计划管理模式中市场经济的调节方式即市场调节的地位。虽然当时还不能提出以市场调节代替计划调节的经济体制,但已孕育着这种方向。二是主张主仆论。即19817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以及陈云在19793月到19821月三次讲话在提出中提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11]在经济理论界也有反映。这种观点把捍卫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12]。三是否定市场调节。有观点认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只能实行计划调节,而不能由市场调节。[13]

在讨论什么是计划调节的时候,人们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概念。在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问题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指令性计划是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强调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14];强调不能把计划经济与指令性计划完全等同起来,等同论是适应过分集中计划体制的需要而提出来的[15],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有不同模式,那么指令性计划仅仅是计划经济模式中的一种特征[16]。二是要不要消弱或取消指令性计划。在讨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主张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具体的指导方法是利用经济杠杆: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银行信贷进行调节等[17];主张最终要扩大指令性计划。

19814月,中共中央的一个政策研究部门在内部印发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有倾向地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言论;而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者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则被划为第四类。19828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中央有关领导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第一辑)》一书出版。有关部门下发文件,不准在公开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于是,出现除了批判商品经济的观点,凡是有关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或是不能发表,或是被改得面目皆非。

上述背景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说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了统一宣传口径,就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18]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46月份开始起草,最初用了一个多月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还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后来重新调整了《决定》的起草班子。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组织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重新肯定此前被否定的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19]。这个观点得到中央高层的肯定,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在新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

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提交给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对定了正确的方向。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20]



[1] 友林:《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载《经济研究》,19819)。

[2] 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载《光明日报》,1981-12-26

[3] 姚耐:《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载《光明日报》,1982-6-26

[4] 萧灼基:《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5)。

[5] 薛暮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载《红旗》,198014)。

[6]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35635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7] 文通,瑞璞:《全国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81-10-16

[8]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问题》,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节文集》第一辑,205206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9] 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秘书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载《经济研究》,1979S1)。

[10] 赵人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见《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问题与争鸣(19491984)》,479482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1] 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221275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 房维中:《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载《红旗》,19829)。

[13] 刘日新:《关于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学习与探索》,19826)。

[14] 龚士其,许毅:《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载《经济研究》,19826)。

[15] 吴敬琏,周叔莲:《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5)。

[16] 赵人伟,荣敬本:《我国应该选择什么经济模式?》,载《经济学动态》,19823)。

[17] 薛暮桥:《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 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载《经济研究》,198412)。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8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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