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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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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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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改革在争论与创新中前行  

2008-11-28 13:23:00|  分类: 改革开放30周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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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改革在争论与创新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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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27日作者:欧阳日辉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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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回避、淡化和绕开所有制问题。改革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是对中国实践经验深刻总结的结果

所有制改革在争论与创新中前行

■欧阳日辉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攻坚的核心部分和关键环节。

  永恒话题所有制:争论中的创新

  改革开放30年,尽管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但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焦点主要集中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所有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改革的方向问题等。所有制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对所有制的理解和讨论,关系到改革能否有基础的理论,能否取得各方共识。所以,经济理论界对所有制理论的探索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在理论界,对所有制的具体定义,一般都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来理解。持狭义理解的人认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可分为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种基本形式。持广义理解的人认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处置和资产收益的分配等,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和混合等多种形式。改革开放30年,理论界对所有制的争论在这两个视角上都发生过。

  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展开了争论,随后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价格改革派就改革的先后次序展开了争论,在企业领域则出现了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两次大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流失、保护私有财产等问题引发了对改革方向的质疑,有的甚至公开提出改革路线犯了根本错误,由此又进一步升级为“改革成败”的争论。

  不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还是城市围绕股份制,以及对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说到底争的都是所有制问题。争论的一方从所谓坚持公有制出发来审视改革中牵涉的所有制问题,只要有牵动公有制调整的内容,就坚决反对,而不考虑经济条件的差别和公有制当时所起的作用如何。实践证明,30年经济体制改革是符合实际的,我国不仅没有背离社会主义,而且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过讨论和争论,我们从思想上和观念上进一步弄清楚了一些根本性问题,所有制理论也在讨论和争论中不断开拓创新,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所有制研究方面的进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以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用以指导实践,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准,确立了“三个有利于”原则和生产力标准,为所有制问题研究清除了思想障碍。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

  ---突破公有制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传统观念,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以及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区别开来。对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

  ---突破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数量和比重考虑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主张应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质量考虑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为国有经济应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突破所有制改革的教条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所有制问题研究还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层面,深入研究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突破所有制的“优越程度排座次论”,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体制改革触“雷区”:来自实践的动力

  我国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制为前提,并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雷区”。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不能回避、淡化和绕开所有制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破除“所有制神话”,把所有制范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范畴之一。

  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启动缘于实践的种种困境。改革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不是依据传统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改革实践中“倒逼”出来的,是对中国实践经验深刻总结的结果。在理论家们“坐而论道”的时候,被饥饿所迫或“穷则思变”的群众已经“起而行”了。

  经济体制改革发端于对“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有切肤之痛的广大农民生活的农村。1978年夏秋,安徽农民“借地”种麦度灾荒,此前“安徽六条”让农民欢欣鼓舞,此后小岗村农民“坐牢杀头也甘心”的“秘密协定”,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奋力掀起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尽管包产到户改革在争论中遭遇重重阻力,几经周折,但改革者以走“独木桥”的精神开辟了民族复兴的“阳关道”。改革实践的威力远远大于理论的说教,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86.7%。

  城里人初尝农村改革成果是对城乡农副产品市场的开禁。1979年初,各大中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相继开放,但多数设在城市边缘地区或郊区,依然执行1963年的“范围宜小不宜大,管理宜紧不宜松”的原则,“禁区”仍然很多。“禁区”毕竟挡不住潮流,“市场”开始向“计划”蚕食。一些大中城市逐步开放了旧货市场、自行车市场、竹木器市场、虫鸟花卉市场、工业小商品市场等。

  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农村责任制改掉了一个“哨子”(生产队长的上工哨子)的启发,1978年10月四川省提出,企业改革就应该先行解开高度集权、捆绑企业自主经营这条“绳子”。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被形容为“企业长久渴望得到的一场甘霖”的五个扩权文件。此后,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打破“大锅饭”、“两权”分离、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债务重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有进有退、债转股、战略性重组、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改革,政府改变了给个别企业“吃偏饭”、用特殊政策扶持的办法,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摸打滚爬,“浴血脱困”。

  非公有制经济起源于解决1979年返城“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现实需求。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行“五老火锅宴”,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城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同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乡镇企业一起,成为以后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的萌芽。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艰难地发展、壮大。从“为国有企业拾遗补缺”到“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挺起了腰杆。

  当前,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已经与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有相当大的区别,被赋予了新内涵、新形式。未来,我国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将在它们各自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所有制改革攻坚:有待继续解放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理论上一直把市场经济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30年计划经济的实践,使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其中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或明或暗、或快或慢地总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的。

  在理论上,我们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市场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理论观点总是浮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的无穷纠缠,有些人对人类社会的实践和中国改革的实践闭目塞听,对市场经济粗暴地行使“批判权”和“否决权”。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认识水平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旧体制在思想理论上的深厚沉积和人们在思想理论认识上的惯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恐怕仍然还或明或暗、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并时不时地干扰和影响着所有制改革的深化。比如,“一大二公”的观念虽然得到较为彻底的清理,但是“仇富”现象仍然有广泛的市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歧视”观念仍然存在并发生着作用,“玻璃门”现象比较突出;对不同所有制成分的“机械数量论”也限制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都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来解决。

  所有制改革起步于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农村“大包干”是自发的,集贸市场的发展是自发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也带有很强的自发色彩。自发的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穷则思变”,冲击和震撼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启迪了改革者的思维,丰富了决策者的智慧,创造了大量鲜活的经验。所有制改革集其大成是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决策者以生产力标准为动力,从“不允许”到“有条件地部分地允许”试点,再到“允许”,进而鼓励、推广、规范,手持生产力标准的“尚方宝剑”,用改革实践说服了“坐而论道”的保守者,让人民群众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所有制改革攻坚,贵在解放思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新突破必定是所有制改革的突破。推动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在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要走出西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持之以恒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生产力标准。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27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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