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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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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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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2008-01-30 11:17:37|  分类: 政府与市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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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欧阳日辉

 

2008年1月30日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信息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又来自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代理理论的目的是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1]

委托—代理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深刻:最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而次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发生了扭曲。资源配置为什么无效?其主要原因是有价值的信息在委托—代理双方的分布不对称,代理人比委托人拥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使监督变得很困难或成本太高昂,这样为满足激励相容,就必须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由此便产生了“激励—风险”之间的矛盾或替代(trade-off),即满足最优风险分担的合约会损伤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满足激励要求的合约又不可避免地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2]。在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满足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则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如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则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并且随着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增加或环境风险的加大,委托人的境况也随之变坏[3]

为了使委托代理理论更接近于现实能更好地解释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多代理人理论、共同代理理论、多任务代理理论等。多代理人理论遵循了双边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与双边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区别是存在多个代理人代理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interaction产出可以比较[4]。多代理人理论认为当前的委托—代理理论中假定委托人无法观察他们所监督的代理人的特征或行为并不正确现实中代理人的特征或行为并不是不能观察到可能只是委托人观察它们的成本太高而观察代理人相互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也就是说某一代理人的行为可以提供其他代理人行为或特征的信息。因此当一个代理人的产出与其他代理人的行动相关时最优激励契约设计一般可根据其他代理人的产出确定对该代理人的支付。多代理人研究文献中有个人信息化特征和锦标制等不同模型。个人信息化特征模型强调委托人的契约设计不仅要根据每个代理人行为结果还要考虑其他代理人的行为结果来给每个代理人支付报酬如果其他代理人的行为结果包含了某个代理人行为结果的信息的话。锦标制模型Tournaments的做法是对代理人的支付仅仅取决于该代理人的行为结果在其他代理人结果序列中的排位。

多代理人理论的基本结论是:(1)在代理人之间不能形成合作或联盟,所有收入都在代理人之间分配时,多代理人联合生产的情况是不可能有效率的。(2)如果代理人之间可能形成联盟,代理人之间的联盟也是会损害代理效率,委托人就不能让对其他代理人的奖惩完全取决于负责监督的代理人。(3)在组织设计中,当委托人不能保证他的控制策略及其报告的诚实性时,委派监督任务比起不委派就能导致一个严格的更优解;组织中个体具有足够自由活动余地时,官僚体制具有技术上的优势性,强制性规则也应越趋于简单;契约可以同时签订时,集权化的组织更优。(4)当随机干扰影响较小时契约建立在个人结果基础上是较好的而当随机干扰较大时锦标契约就更好。[5]

委托—代理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的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只是行政等级制中的一级组织,既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相应可供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故而它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并不具备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也就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对策博弈。在这种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权关系,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承包一定的税收,上交税收达到一定份额后剩下的就归自己支配,这一关系在分税制实施后得到进一步强化。上下级政府的这种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地方公司主义”或“经济联邦主义”: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大型股份公司的事业部,中央政府则行使公司总部的职能[6]。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假定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代理人,政治企业家[7]据自己对当地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的把握制定策略,都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两者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不可能观测到代理人的所有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中央政府不可能掌握地方政府的全部信息,或者说,中央政府收集地方政府的信息成本非常之高甚至无法承受,所以,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有效办法就是通过代理人的业绩,采用可以观测的经济指标,如就业、增长、税收等经济指标来间接地传递政治意图。也就是说,中央假定地方的政治职能实施效果最终会反映到经济发展上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公共管理水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奖惩措施就是通过官员晋升、转移支付和优惠政策等多种形式予以兑现。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地方政府是代理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地方政府更接近信息源,而且中央政府所需的信息往往就是地方政府自身的行为信息[8]。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委托人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代理人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导致效率降低。

我们假定:(1)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地方政府是拥有私人信息的代理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往往不一致。(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为风险规避型的risk aversion。(3)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宏观管理,从而实现公共品的有效配置以及社会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则进行具体的实施工作。地方政府了解辖区内的福利需求状况,中央政府显然不如地方政府了解情况,因此中央政府处于信息劣势。(4)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为了使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将会提出系列优惠政策作为一种报酬机制,激励代理人尽心尽责,努力达到福利效用的最大化。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据此选择自己的努力行为,以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日标函数是不一致的,但他们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通过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律立有可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9]

A表示地方政府可选择的所有行动的组合, 表示地方政府的一个特定行动;令 是不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外生变量,即自然状态, 分别为 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在地方政府选取行动 后外生变量 实现, 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 为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且满足 ,即 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结果 的函数; 为地方政府付出努力所产生的成本,具有性质: ,中央政府的问题即是设计一个合理的 ,根据观察到的 对地方政府进行奖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Von. Neumann-Mogenstern效用函数分别为 ,其中 为全国层次上的公共福利;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为 [10]

我们首先假设地方政府的行动 是可以观测的,即地方政府此时不再拥有私人信息,则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可以强制地方政府选择任意的 ,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多余的。根据“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11],中央政府的问题是选择 下面的问题:

为模型的参与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求得两个最优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4.2

             4.3

公式4.2和公式4.3分别为 的一阶条件,将4.2代入4.3可以简化为:

用期望算子可得:

                              4.4

公式4.4表示努力的期望边际收益等于期望边际成本,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的行为 可以观测的情况下,帕累托最优是可以达到的。

在实际的博弈关系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是非对称信息的关系,即中央政府不能观测到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则上述的帕累托最优是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在给定的 的情况下,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并不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志去做,而是选择 来满足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

对上式进行一阶求导,得到:

即:           4.5

设公式4.5的解为 ,则比较完全信息下的公式4.4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公式4.5可知:满足公式4.4 与满足公式4.5 是不同的,并且满足 ,即地方政府在拥有私人信息的条件下,由于利润不仅与地方政府的努力有关,还与外生变量 有关,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选择 得到了更大的效应,同时又可将利润的下降归结于 ,逃避委托人的惩罚,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风险[12]地方政府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代理资源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诱使其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或者利用中央政府的授权,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限度内,理解和贯彻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如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13]


[1]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2] 何亚东胡涛:《委托代理理论述评》,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624卷第3期。

[3] 曹均华、黄智猛、吴开兵、俞自由:《关于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载《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0年第1期。

[4] 多代理人理论是双边委托代理论的最早发展成果主要研究学者和成果有:Holmstrom1982Sappinngton and Demski1983Wookherjee1984Demski and Sappinngton19841994Crocker1985Malcomson1986Bohn1987DemskiSappinngton and Spiller 1987Rasmusen1987MaMoore and Turnbull1988),Ma1988),Rasmusen and Zenger1989),Levitt1995),Bester and Strausz2000)等。

[5] 刘有贵蒋年云:《委托代理理论述评》,载《学术界》2006年第1期总第116期。

[6] 周业安、赵晓男:《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构建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秩序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 Breton, Albert. 1996. Competitive Government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3.

[8]孙宁华:《经济转型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博弈》,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3期。

[9] 江孝感、王伟:《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关系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0] 本模型参照岳书敬、杨玉明:《公众参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载《软科学》2005年第19卷第4期。

[11] 威尔逊(Wilson1969),斯宾塞、泽克豪森(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和罗斯(Ross1973)提出了“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State-space formulation)。

[12] 岳书敬、杨玉明:《公众参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载《软科学》2005年第19卷第4期。

[13] 邓聿文:《从铁本事件看分利化改革后的委托代理博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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