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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日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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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远县人。国民经济学博士、财政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人民出版社从事了7年的图书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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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成员行为特征  

2008-01-01 00:59:09|  分类: 新制度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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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成员行为特征

欧阳日辉

 

2008年1月1日

 

最先研究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在政治过程中作用的是政治学家,本特利Bentley1908)首先提出了利益集团的政治理论,将集团视为政治生活的“原材料”政治行为是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政府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集团之间的合作竞争、联合分裂和改革调整最终构成了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1]。传统政治学认为利益集团是天然存在的,个人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参加集团是人的本性。

政治学有关集团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假说:自发性假说(Proliferation Hypothesis),适应性假说(Homeostatic Mechanism Hypothesis[2]。这两个假说都把集团简单地看成一个整体,集团的产生和目标被简单地假设为追求共同的集体利益,认为集团利益最为重要,个人利益是第二位的。这使得政治学集团理论的结论缺乏微观基础,对利益集团的形成起源等问题并没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更多地存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经验论的观点。

分析利益集团的成因是研究利益集团的重要课题。从利益集团的成因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制定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关于利益集团成因的理论、流派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利益集团成因的多元主义理论,杜鲁门的均衡干扰再均衡模式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多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利益集团成因的后多元主义理论,马克·彼得拉克将政治过程中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政府官员的自主性称为“政治权力的三合一”,并以此作为理解政府政策的一种分析模式[3]

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工具尤其是价格理论,坚持“经济人”假设,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把选民、官僚和政治家视为政治市场中的博弈者,用交易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对集体的非市场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讨论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行为。曼瑟尔·奥尔森1965)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团体理论》中,较系统地分析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内部运作情况。此后,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利益集团的经济理论。到了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缪勒(1989,《公共选择理论》)、诺思(North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学者就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的演进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博弈论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它指出利益集团的成员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合作解。

经济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性的个人为什么会产生追求集团产品的团体行为。利益集团是由个体组成的,对它的研究也应该从个体出发。曼瑟尔·奥尔森对政治学的利益集团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的结果。他把利益集团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在承袭、吸收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部分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基础上,打破了“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必然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利益”的传统观点。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

奥尔森指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在于向其成员提供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集体物品意味着一个人不可能排除他人享用自己提供的集体物品所带来的收益。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很容易导致“搭便车”行为。奥尔森从集团成员角度,运用成本—收益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利益集团提供集团物品的过程,指出一个集团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其采取行为的相对收益和成本对比。正是由于“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可能性理性人一般就不会为集体做贡献集体行动也就不可能发生。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形成原因和行动模式是不同的。集团成员越多,“搭便车”现象越严重。对于小集团而言由于成员人数较少每个成员可以获得集体总收益的较大部分因而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的、自利的行为提供[5]。相比之下集团越大个人在集团总收益中的比例越小就不容易通过协商来解决成本分摊的问题因而集体行动就越不可能。

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大型集团,如工会、农场主协会、医生团体等奥尔森提出了“副产品理论”。他指出最先吸引大集团成员的不是集团利益,而是一些非集团利益;大规模利益集团的会员制度和政治力量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大集团的发展和维持也取决于它向其成员提供非集体性利益的能力。他认为那些强大的经济游说疏通团体实际上是使其获得力量和支持的组织的副产品因为它们行使了为集体利益而作游说疏通工作之外的某些职能。即大经济集团的游说疏通团体是那些有能力以“选择性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来“动员”潜在集团的组织的副产品。具有选择性的激励的组织包括: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具有能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能力源泉的那些组织。[6]按照这一理论大的经济集团为了刺激人们加入本组织往往通过争取合法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如游说为成员争取局部利益;正是在这种局部利益的刺激下形成了作为大集团、大公司的副产品的利益集团[7]。特里·摩(Terry M. Moe)就奥尔森对形成利益集团的心理动机进行了补充认为人们加入某个集团的动机具有选择性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包括履行公民的义务、表达个人的观点等一些政治性的因素。而且人们加入某个利益集团的动机可能不止一个。[8]

现实中的利益集团千差万别。奥尔森的模型证明了不同规模集团的激励机制、行为模式也不同。如果抽象掉这些性质的差异,利益集团成员行为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Austcn-Smith1981)建立了解释利益集团成员基本行为的经典模型[9]。个人为了追求福利最大化,把时间分配于生产、闲暇和集团政治活动。在“确定”的条件下,利益集团每个成员都知道其他成员的行为,且在做出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认为其他成员行为不变。此时,成员有很强的“搭便车”倾向,其政治努力程度总是小于最优水平。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替代效应使得个人的政治努力程度越低。不确定性也影响着集团成员的政治投入,当不了解其他成员用于集团政治活动的时间时,风险厌恶的集团成员会减少自己的政治活动时间。工资水平的不确定则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当经济领域的收入不确定时,理性的个人便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向政治领域,更多地参与集团政治活动以提高自身福利水平。Austcn-Smith1981)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得到了比奥尔森(1965)更一般的有关利益集团成员行为特征的结论。[10]

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研究坚持了两个原则: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经济学家们用模型描述了理性的个人选择导致政治产出的作用机制,为利益集团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使其逻辑更加严密。实际上,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对财富、权力和声望追求的最大化,实质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质量、价值和效用的综合最大化[11]。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从事能够保证生存的经济行动,参与相关的政治和文化行动。

经济学家对利益集团的理解强调了其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步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但不管利益集团之间在规模、资源、力量和政治导向上有显著区别,有一个公共因素就是成员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享利益。而且,尽管集团经常也能服务于纯粹的私人、个人利益,但他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政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要细致很多,他们除了关注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外,还注重它内部的经济利益问题和成员的集体行动问题[12]



[1] Bentley, Arthur.1908.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2] Salisbury, Robert H. 1969. “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1):1-32.

[3] 陈尧:《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成因分析》,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6]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7] 陈尧:《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成因分析》,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 Moe, Terry M. 1981. “Toward a Broader View of Interest Grou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3(2):531-543.

[9] Austen-Smith, D. 1981. “Voluntary Pressure Groups.” Economica, 48(190):143-153.

[10] 史小龙、董理:《利益集团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理论综述》,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10期。

[11] 翟岩、杨淑琴:《利益集团与政府增长及官员政治——从公共选择理论透视西方社会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

[12] 冯巨章:《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一个文献述评》,载《财经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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